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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传上古神农炎帝著《神农本草经》,神农炎帝古称“火神”,在神话中又称“太阳神”,“火”在中华文化中寓意丰富。在阴阳理论中,火为阳;气有余,便是火;火,热之极也。扶阳法是扶助补益人体阳气、治疗因体内阳气虚弱或阴寒所致病症的大法。扶阳派起源于四川,但是究其学生思想的根源,却是源远流长。它萌芽于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经过宋、元、明、清朝等诸多医家的探索和创新,至清末由四川著名医家郑钦安(1824-1911)最终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。


重视阳气的思想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明确体现,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云:“阳气者,若天与日,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,故天运当以日光明。” “阴阳之要,阳密乃固。”在阴阳的关系中,认为阳气是主要的,阳气不足,人体卫外功能就下降,百病乃生。使阳气受到损伤的最严重者莫过于寒邪,阳气受伤则易形成阴证、积证。


东汉张仲景较早将《黄帝内经》理论实施于临床,张氏深刻领悟扶助阳气在伤寒和杂病治疗中的作用,特别善于用辛温辛热之品温扶阳气。如温中补虚的小建中汤,温通心阳的桂枝甘草汤,桂枝附子汤则以炮附子、桂枝、生姜为主治寒湿痹疝;四逆汤更以生附子配干姜、甘草回阳救逆,治疗阴寒内盛、阳气衰微的亡阳证。李东恒的脾胃内伤学说立足脾胃元阳之气不足致病,强调生发脾胃阳气,临证创用补中益气汤,以甘温补中升阳法调治众多疾病,为扶阳法注入了新的内容。


南宋窦材著《扁鹊新书》,开篇便提出“须识扶阳”,在理论上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,治病当以“保扶阳气为本”,尤其看重脾肾二脏之阳。在治疗方法上则提出“大病宜灸”的观点,言“保命之法,灼艾第一,丹药第二,附子第三”,灸法常用关元、命门二穴。


元代医家王好古撰《阴证略例》,它是研究伤寒阴证的专著,创立了阴证学说。王好古在金张元素脏腑辨证的启发下,独重先后天之阳的虚损,认为阴证起源于人体本气先有虚损,而外又有寒邪引动。又受李杲善治脾胃气虚的影响,重视脾胃在发病中的作用,其自制的黄芪汤、调中汤、神术汤等均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反映;另外,他重视温肾,善用附、姜、桂、硫等温肾散寒之品。


扶阳方法的较大创新,当属于明代医家张介宾“扶阳不忘补阴”的学术经验。根据“阴阳之气,本同一体”的理论认识,提出了充满辨证思想的阴阳调治法则:“善补阳者,必于阴中求阳,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。”受此影响,明清许多医家如王九峰、叶桂、傅青主、马培之、张锡钝等在治疗诸如泄泻、喘促或其他阳虚病证时,也往往在温阳方药中结合补阴之品,均有确凿的疗效。张介宾阴阳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阳重于阴,反对朱丹溪阳常有余的观点,针对性地提出“阳非有余论”,认为“天之大宝,只此一丸红日;人之大宝,只此一息真阳”,为其温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
清朝著名尊古派医家陈修园医书甚多,流传和影响甚广。郑钦安医书中屡处可见多陈修园的溢美之词,可见陈氏对其思想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陈修园的理论基础溯于《黄帝内经》,其在《医学实在易》中阐述的天地之阴阳与人体之阴阳关系集中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整体观念,与郑钦安《医法圆通》里所说的“人身阴阳合一之道”“天地一阴阳耳,分之为亿万阴阳,合之为一阴阳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也是郑钦安临床辨证的最基本的学术思想,他称之为阴阳“至理”。


丹药,主要成分为矿物,以铅汞等金石品为主。《扁鹊心书》提到的丹药名为太上金液丹,以硫磺为主,扶阳祛湿。民国时代的医学大家张锡纯受丹道医家的影响,在其著作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主张服用生硫磺来回阳,他认为生硫磺回阳效果比人参还好,能兴垂绝之阳。但是现在的硫磺杂质很多,需要炼制后方可应用,丹药炼制必须要明师指点,工艺复杂,操作不易,只在极少数精通丹道医学的医家手中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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